关键词:
碳中和 | 生态保护 | 生态新城 | TOD
城市转型 | 产业升级 | 科技创新 | 科学城
「2030年碳达峰,2060年碳中和」,这是我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,并已列入国家「十四五规划纲要」,升级为国家战略。
至2019年底,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0%;森林覆盖率从12.7%增长到23.04%(1973至2020年)。
▼ 河南三门峡市的风力发电
碳中和,从宏观视野来说,它关乎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;从中观层面出发,它关系着国家的能源安全、技术转型、产业升级;
▼ 全球夜景图——城市占据地球陆地总面积虽小,但却是碳排放主要来源
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,实现碳中和绝非节能减排、绿化环境那么简单。用得好,碳中和将成为城市的软实力;用不好,它可能成为只投入不产出,形式大于内容的形象工程。
在全球碳中和实践的城市中,既有生态驱动发展的「公园城市」成都,也有擅长低碳经济的哥本哈根。
▼ 成都「公园城市」
▼ 哥本哈根的城市绿楔
而将生态与经济深度融合,能被称之为碳中和范本的,莫过于被誉为「欧洲第一个绿色之都」(2010年)的斯德哥尔摩。
▼ 斯德哥尔摩(来源:Wikipedia)
斯德哥尔摩1990年至2020年间,人口从67万增长至97万,人均碳排放却从5.4吨减少至2.7吨,人均GDP从约11万人民币增加至约28万人民币。
▼ 斯德哥尔摩的哈马碧湖城,已实现生活垃圾的100%循环利用
也就是说,斯德哥尔摩在奔向碳中和的路上,人口在增加、经济在增长,而碳中和进程也在增速,它是如何做到的呢?
简单概括,斯德哥尔摩推行了非常务实的碳中和战略,一手绿水青山、一手经济发展,实现总量减排,而不是一味地全行业「零碳」。
下文,我们一起深入斯德哥尔摩的碳中和战略,了解战略背后的考量与实施效果。
01
城市转型,奠定碳中和基础
17世纪初,瑞典成为北欧强国,斯德哥尔摩凭借港口优势成为汉萨同盟*贸易航线中的节点,并垄断了瑞典对外海上贸易。斯德哥尔于1634年成为瑞典首都,城市人口1.6万。
*汉萨同盟是14—17世纪期间,德国北部城市与北欧各国间形成的商业联盟。
▼ 17世纪末,港口贸易使斯德哥尔摩发展壮大(来源:Wikipedia)
然而,随着汉萨同盟的解体,以及18世纪初爆发的瘟疫和大北方战争(俄罗斯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,与瑞典开战),斯德哥尔摩经济发展停滞,人口出现「逆城市化」的负增长(当时90%瑞典人生活在农村地区)。
到1810年,斯德哥尔摩人口只有7.5万,比十年前减少近20%。
▼ 大北方战争中的波尔塔瓦战役,瑞典战败,标志着瑞典作为北欧主导力量的时代结束(来源:Wikipedia)
某种意义上说,此时的斯德哥摩已失去经济引领地位,只剩下政治符号。恢复斯德哥尔摩的首位度,成为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。
1. 全面工业化,加速城市化
(19世纪中期—末期)
「繁荣没有秘密,更没有阴谋,其实就是不断地向工业化的方向迈进」
—— 摘自《从工业化到城市化》 徐远著
19世纪中期,斯德哥尔摩全面向英国的工业化「抄作业」。
1860年,斯德哥尔摩废除行会对制造业的垄断,实施自由贸易政策;企业家们开始在矿山、工厂和港口之间投资修建铁路,城市的制造业、航运业进入高速发展期。
▼ 1868年,依靠钢铁、制造业,由衰转盛的斯德哥尔摩(来源:Wikipedia)
当然,工业化、自由贸易,对大量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是「灭顶之灾」,但工业化促进了技术创新,为本地创新企业提供了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的机遇。
例如,1876年诞生于斯德哥尔摩的爱立信,在电信领域与贝尔公司展开竞争,并成功占据欧洲市场。
到19世纪末,斯德哥尔摩人口增长至30万,开始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。城市中心开始快速仿制巴黎、柏林的尊龙凯时图纸;尊龙凯时供暖、天然气、上下水等基础配套,满足不断增加的居住需求。
▼ 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城市中心(来源:Wikipedia)
不过,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进城市水系中,加上来自工业的污染,导致城市近海鱼类消失。当时的社会评论家,拿斯德哥尔摩与衰败的君士坦丁堡类比:两个城市都有同样的恶臭、污垢和糟糕的卫生条件,两者都是丑小鸭。
2. 制造业+服务业,环境成为需求
(19世纪末期—20世纪初)
先污染后治理,是耳熟能详的城市环境治理动因。对于斯德哥尔摩来说,这只能说是动因之一,更深层的是来自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需求。
①. 改善环境留住服务业
斯德哥尔摩由14座分散的岛屿组成,大块的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。随着企业、人口的涌入,城市只能通过吞并外围村落,不断长大。
▼ 斯德哥尔摩是由14座分散岛屿组成的岛屿群
快速上涨的土地成本价格,让众多制造企业不得不搬到远郊或其它城市。留在城市的制造业,由中低端转向专业化、知识密集型制造,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发展。
例如,到1912年,斯德哥尔摩每千人拥有 205 部电话,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伦敦(每千人30部)、纽约(每千人88部),电信相关的服务人员快速增长,爱立信成为城市最大的用工企业之一。
▼ 爱立信大量的制造需求和服务需求,成为城市最大的雇主企业(来源:Wikipedia)
同时,曾经繁荣的斯德哥尔摩港却衰落了(进出口贸易占比从40%跌至8%),被哥德堡、耶夫勒这些更具远洋航运优势的港口替代。
但航运业,为斯德哥尔摩留下了与海事相关的保险、金融,这些服务业与制造企业的总部,在中央车站附近聚集,形成初具规模的中央商务区。
▼ 斯德哥尔摩港的航运份额,被哥德堡、耶夫勒取代
但是,不断恶化的城市环境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留存与发展,环境问题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绊脚石。
20世纪初,斯德哥尔摩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治理措施,如城市卫生管理局开始主导城市污物的清洁处理,尊龙凯时污水处理厂等等,不断改善城市环境。
②. 中产阶级崛起,环境即需求
斯德哥尔摩制造业、服务业的高速发展,带来的收入增长,造就出中产阶级,他们改变了整个社会对自然环境的认知。
▼ 20世纪初斯德哥尔摩的郊野公园,成为中产阶级的休闲中心(来源:Wikipedia)
瑞典作家奥维·洛夫格伦在《美好生活》一书中,对当时(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)中产阶级给社会带来的深远改变,有着准确描述:
他们尝试摆脱「暴发户」的标签,希望与农民、工人、没落贵族之间划清界限。
他们将城市中稀缺的自然资源,塑造的更为浪漫化,折射出新兴中产阶级对乌托邦式的自然原始追求。
他们努力将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,贴上「美好生活」的标签,并热心在全社会加以推广。
▼ 公园绿地成为中产阶级「美好生活」的标志物
斯德哥尔摩残留不多的丘陵、郊野,成为中产阶级们休闲活动中心。他们开始呼吁政府、皇室(市区最大土地所有者),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,满足日益旺盛的休闲需求(如今,城市内已有1,000多个公园)。
▼ 现在,多样化的公园绿地已成为斯德哥尔摩的标配
服务业对环境的要求,民众对环境的需求相互叠加,绿色环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,也成为此后城市尊龙凯时的前提条件。
3. 发展多中心城市,奠定碳中和基建
(1940年代—1970年代)
二战前夕,斯德哥尔摩人口增长到60万,居住、环境、经济之间相互制约,逐渐成为了当时困扰城市发展的「不可能三角」。斯德哥尔摩议会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扩建,打破发展困局。
不久后战争爆发,城市扩建计划只停留在了纸面上。作为中立国的瑞典,经济发展近乎停滞,而斯德哥尔摩为确保社会经济正常运转,启动地铁网络基建工程。
二战后,受大伦敦规划及埃比尼泽·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,斯德哥尔摩的规划明确了城市边界,确定城市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发展,形成「大分散、小集中」的多中心发展格局。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城市更新和新城尊龙凯时。
▼ 1965年的斯德哥尔摩大都会轨道交通计划(来源:Wikipedia)
▼ 铁路蓝线中的Rådhuset站(来源:Wikipedia)
这些基建,成为此后城市在交通、环境等方面实施碳中和的基石。
①. 自供自足的ABC卫星城
斯德哥尔摩第一批卫星城采用了ABC模式(瑞典语工作、住房、中心缩写),承担分散城区人口的职责。
ABC模式以公共交通为核心展开尊龙凯时,并通过外围的绿环控制新城规模,可以说是早期的TOD。这些可以自供自足的TOD新城,成为吸引人口、产业的反磁力中心,进一步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。
▼ Vallingby是第一代新城的代表
随着城区的政府机构、军事机构、制造业向新城迁徙,大学、企业总部、研究机构等来到城市中心,城区完成「腾笼换鸟」。
1960年代末,斯德哥尔摩人口接近74万,仅有一半住在中心城区,其余的居民则散居于各大新城中,斯德哥尔摩打造反磁力中心的目标实现。
新城尊龙凯时带来的成效,促使瑞典政府于1965年推出「百万家庭计划」(10年尊龙凯时100万套住宅),解决蔓延全国的住房短缺问题。这也导致斯德哥尔摩老城区开始激进式的大拆大建,最终在市民的强烈反对声中老城得以保留。
▼ 「百万家庭计划」推动下,老城区开始激进式的「大拆大建」,尊龙凯时现代主义的高密度住宅,后在市民的反对声中落下帷幕
②. 石油危机,「低碳」战略启动
以上种种,只能说明斯德哥尔摩有较强的环保意识,并没有推动碳中和的意愿,那么斯德哥尔摩是从何时开始大力发展碳中和的呢?
1972年,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,通过了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《斯德哥尔摩宣言》,「碳排放」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斯德哥尔摩义不容辞,要在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上作出表率。
▼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《斯德哥尔摩宣言》,也被称为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》(来源:Wikipedia)
更为重要的是,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,欧洲整体经济增长下降了2.5%,并引发经济危机。瑞典认识到,作为一个小经济体,严重依赖石油进口,能源、经济安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是行不通的,能源转型、产业升级势在必行。
此后,绿色转型成为斯德哥尔摩的重点发展方向,碳中和之路由此开启。
02
碳中和,要绿色更要持续
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更不能一刀切式的追求低碳,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。斯德哥尔摩的应对策略为——优先在环境与能源领域实现低碳,带动服务业发展,保护制造业渐进式转型。
1. 环境固碳,提升绿色价值
在城市环境方面斯德哥尔摩调整思路,从「环境就是必需品」转向「环境就是生产力」。
①. 公园系统
城市政府发布「斯德哥尔摩公园计划」——公园、绿地要成为公众生活品质的载体;市内90%住宅实现300米范围内可到达公园绿地;制定政策措施,促进城市生物的多样性;提升城市环境质量,促进服务业发展。
▼ 斯德哥尔摩公园系统示意
至今,斯德哥尔摩拥有1,000多个公园、7个自然保护区、1个文化保护区、1个国家公园。
▼ 斯德哥尔摩城区内的公园与博物馆、休闲运动等功能相结合
▼ 斯德哥尔摩城区外围的公园绿带
形成由城市内部公园、新城间的生态廊道、外围自然保护区,共同构建的公园系统(占城市面积的40%),是城市最大的碳捕集与封存(BECCS)系统。
▼ 斯德哥尔摩公园系统模式示意
此外,这些绿色空间与休闲功能结合,是城市短途度假目的地,也是城市对外宣传的绿色名片。例如,紧邻市区的皇家国家城市公园(1995年建立),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城市公园。
▼ 紧邻斯德哥尔摩城区的皇家国家城市公园(来源:Wikipedia)
公园内既有北欧最大的尤金斯王子橡树种群、绿翅雀鱼种群,以及丰富的两栖动物及鸟类,还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,成为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标签。
世界自然基金会,在此建立了多个城市生态研究项目,推动生物多样性的发展研究。
▼ 皇家国家城市公园内的历史尊龙凯时
2021年,联合国已将生物多样性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(GEP),纳入评判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新标准。
②. 蓝色底板
斯德哥尔摩水域占城市面积的10%以上,水质量是由两个水处理厂,以及食品管理局共同监管。这些水系既包括环绕着城市岛屿的海洋,还有岛屿内部的淡水湖,这些水域成为鳟鱼、鲑鱼等多种鱼类的产卵地。
▼ 水域占城市面积的10%以上
▼ 城市水岸栖息的鸟类
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「活动禁区」,恰恰相反,这些水上空间是市民的水上活动场所。
▼ 水系也是运动中心
城市政府在海岸线、湖泊中建立了24个官方城市海滩,海滩由沐浴水域行动计划保护,成为欧洲最高环境标准的浴场区,也是体现城市特色的度假旅游磁极。
▼ 城市海滩成为市民休闲中心(来源:Wikipedia)
2. 定向减碳,促进能源转型
在减碳治理重点门类选择上,斯德哥尔摩主要聚焦电力、交通、社区三个排碳大户,并带动了相关的技术发展。
①. 可持续的电力系统
众所周知,电力、热力系统的燃料主要来自化石能源,其中,煤炭的碳排放强度是天然气的2.2倍。
20世纪中后期,斯德哥尔摩开始推动天然气替代煤炭作为电力燃料;1972年的石油危机后,能源替代的种类,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。
目前,城市主要电力来源,并不是太阳能或风能,而是核能、水电、垃圾焚烧。因为在城市环境中,前两种清洁能源受到气候、空间、储电技术等因素的制约,稳定性不足,主要作为辅助用电使用。
▼ 轨道交通沿线的太阳能路灯
不过,斯德哥尔摩的核电、水电的电力供应来自于瑞典国家电网(两者占瑞典总供电量的80%以上),由其他城市输送至斯德哥尔摩。也就是说,城市中的热电厂才是转型的重点。
▼ 核电、水电的电力供应,占瑞典总供电量的80%以上
以城市最大的热、电联产的Stockholm Exergi电厂为例。电厂之前以煤电为主,如今每年会将90万吨的城市垃圾作为「燃料使用」,过程中产生的沼气会用于发电、新能源车使用。
▼ 以燃烧固体垃圾为主的Stockholm Exergi电厂
此外,2016年电厂落成的KVV8固体生物燃料区,会将城市公园系统产生的「自然」垃圾,转化为生物炭,可满足19万户家庭和15万辆新能源新车的能源消耗需求(2020年完全替代煤炭燃料)。
②.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
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,斯德哥尔摩很早开始发展轨道交通。到了新城尊龙凯时时代,轨道交通网络上发展起一个个「自供自足」的TOD新城。
▼ 斯德哥尔摩轨道交通已经覆盖城市大部分区域
轨道交通+TOD,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行的碳排放,但随着新城人口的激增、产业的失衡,很多新城逐渐成为「睡城」。小汽车替代轨道交通,成为主流通勤工具,也成为碳排放的生力军,减碳行动势在必行。
一方面,发展推广新能源车。不同的是,新能源车以乙醇燃料和沼气燃料为主,而非电力。其中,沼气主要来自于污水处理厂的净水过程,最大化提升污水处理的「效益」。
▼ 乙醇燃料和沼气燃料,首先公交车中普及
一方面,通过两种「税」控制燃油车的使用和增幅。拥堵税,针对进入市区的车辆收取,这使交通拥堵降低了20%—25%,碳排放量减少10—15%。
而「碳税」(对使用化石燃料的发动机、供暖收税),则是有效控制燃油车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,价格从每吨26美元,上涨至每吨126美元(1991—2020年)。如今斯德哥尔摩超过40%的车辆,为清洁能源汽车。
▼ 拥堵税,在6:30至18:30之间收取,分段计费
2014年,斯德哥尔摩公布《斯德哥尔摩货运计划》,计划通过更换新能源货车,增加装有传感器的装载区,尊龙凯时「城市整合中心」对货运车辆进行数字化管等措施,提升货运网络的效率,减少尾气排放。
另一方面,自行车网络的尊龙凯时,也使市民出行更加绿色。城市的自行道已超过760公里,并且每个交通节点配有自行车专属存放处,城市还建有9个官方自行车打气点等,不断提升骑行的便利度。
▼ 斯德哥尔总长度超过760公里的自行车网络
此外,根据自行车道沿途风貌形成20多条骑行线路,成为游客体验城市的特色打卡方式。
▼ 沿着自行车道,骑行游览城市成为一大旅游特色
经过一系列调整,交通领域碳排放大幅下降。
③. 可持续的生态社区
住宅社区之所以成为排碳大户,房龄老(很多社区建于1960—1970年代),尊龙凯时能耗高是原因之一,而很多社区冬季采用自供暖形式,直接推高了碳排放。
加装太阳能、并入城市供热系统是常见的减碳改造方式,只是改装的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。
1990年代,斯德哥尔摩开启了第三波新城尊龙凯时浪潮,这些新城开始探索生态、能源可循环的尊龙凯时模式。其中,哈马碧湖城(1996年—2018年)成为瑞典生态新城尊龙凯时的范式。
▼ 哈马碧湖城是生态新城的范式
之所以称之为范式,其一是它让城市政府、社会资本看到城市工业区更新改造的前景。
哈马碧湖城采用公私合作模式(总投资中企业占83%、政府占17%),虽然开发尊龙凯时成本比传统城市更新高5%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生态宜居价值的兑现,可以获得25%以上的收益。
▼ 哈马碧湖城俯瞰
其二是,哈马碧湖城制定出十二条绿色开发导则,将土地修复、交通组织、绿色尊龙凯时、废弃物利用、水循环、能源开发等因素,系统化地组织到一起,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标准。
▼ 哈马碧湖十二条绿色开发导则
比如,在废弃物利用方面,50%的社区固体废弃物成为电力、供热燃料,16%的转化为沼气,33%可循环再利用。
▼ 哈马碧湖城的移动真空收集系统,将分类垃圾高效汇集到垃圾处理站
哈马碧湖城的生态循环探索,直接影响到斯德哥尔摩最大规模的生态更新项目——皇家海港城(2008—2030年)。
▼ 更新前的皇家海港城俯瞰
该项目在环境可持续基础上,更为强调经济可持续、社会可持续,目前已有600多家公司入驻,其中包括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交易所。2015年,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,皇家海港城获得「最佳可持续城市发展奖」。
▼ 更新中的皇家海港城
03
碳中和,要低碳更要经济
至此,我们会发现斯德哥尔摩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减碳措施,始终没涉及制造业领域。客观来说,服务业已发展成为斯德哥尔摩主导产业,北欧银行、瑞典银行等金融企业,以及超过45%的瑞典大型企业均在此设立总部。
但斯德哥尔摩工业产值,依然占据瑞典工业总产值的20%以上,制造业增长速度是全国的三倍(2000—2014年),工业不降反增。
▼ 斯德哥尔摩的制造业企业分布
制造业是斯德哥尔摩崛起的根基,更是技术创新的必备条件。从环境到能源,从交通到社区的减碳行动,并不是为了淘汰制造业,而是实现城市总体上的碳排放平衡,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留下足够长的窗口期。
制造业通过升级一批旧制造,发展一批新制造,实现升级转型,碳中和进度后来居上。
①. 升级一批旧制造
钢铁、化工一直是斯德哥尔摩的传统优势产业,也一直是碳税重要的豁免领域。直到2005年,受到欧盟排放交易计划 (EU ETS) 的制约,这些传统制造业才开始大幅度减碳。
例如,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钢铁公司(SSAB),与LKAB(铁矿石商)和Vattenfall(能源公司)联合创建了HYBRIT项目,对斯德哥尔摩周边的钢厂进行燃料技术升级。
该项目使用无化石电力和氢气替代传统炼钢所需的焦煤,炼钢过程中可降低约90%碳排放。预计到2026年,可以实现无化石钢材的大规模交付,将瑞典的碳排放量降低10%。
▼ HYBRIT项目改造的钢厂(来源:Wikipedia)
此外,尊龙凯时节能设备、太阳能、地源热泵等低碳设备的需求,也为众多传统制造业转型带来契机。目前,与新能源技术及制造相关的公司已超过2,700家。
②. 发展一批新制造
ICT(信息及通信技术)是斯德哥尔摩新兴的产业代表。
瑞典超过40%的ICT岗位于斯德哥尔摩,其中绝大多数岗位又聚集在希斯塔科学城(ICT从业者3.3万、公司972家)。
希斯塔也是为数不多,从卧城到科技园区再到科学城,自下而上形成的科学城。它的发展之路,也是斯德哥尔摩在低碳背景下,探索城市产业升级的缩影。
▼ 希斯塔科学城俯瞰
希斯塔属于斯德哥尔摩1970年代开始尊龙凯时的第二批新城,定位是功能混合的「工业城市」。不过,当时城市对生态住宅区的需求,远远高于其他,希斯塔很快发展为一个花园住宅区,并没有工业企业到此。
1970年代末,郊区化的科技园区兴起,希斯塔绿色的居住环境、完善的配套、近邻机场的优势,吸引爱立信技术研发部门入驻,成为通信技术的研发高地。
1980年代,爱立信的技术优势吸引到IBM、微软、甲骨文等科技公司入驻新城,希斯塔成为科技园区。
▼ 希斯塔科学城内的园区
1990年代,哈马碧湖城等主打生态的第三代新城开始尊龙凯时,斯德哥尔摩对整体新城的发展思路做出了调整——从功能大而全,到强化某一功能,形成彼此间的紧密配合。ICT无疑是希斯塔需要继续做大做强的核心功能。
▼ 斯德哥尔摩三代新城分布示意
市政府与企业们成立Electrum基金会,用于在希斯塔尊龙凯时电子实验室、材料实验室等各类共享实验室,促进科技转化对制造业的提升。
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城的系统科学性,斯德哥尔摩大学、皇家工学院将与ICT相关专业的院系搬到这里,还有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、瑞典国防研究局等相关国家级研究机构先后入驻。
▼ 希斯塔科学城内的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
如今,在斯德哥尔摩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,ICT的产品份额已远远超过传统制造业。
04
实现碳中和
绿色与经济双剑合并
一言蔽之,斯德哥尔摩碳中和战略,追求的是在能源、环境领域大力减排,为制造业转型保驾护航,重塑核心竞争力;实现的是总体减排、局部腾挪,而不是一刀切的「零碳」。
「30达峰,60中和」的倒计时,以及欧盟刚刚通过的碳关税*调整机制提案,留给众多制造业城市的转型时间所剩无几。
理解生态与新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,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碳中和路径,虽然比不上激进式的减碳行动立竿见影,但前者依托城市碳中和系统形成的加速度,远比后者有动能、可持续。
*碳关税: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。
来源:丈量城市